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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盼兒子“”到“”怕兒子“”: 只生一個女兒為何盛行東北農村?

2019年10月12日來源:文化縱橫 作者: 提供人:renshen76......

施麗虹 |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人類學系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

近年來,盡管國家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但生育率卻并未明顯提升。本文作者基于東北農村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村獨女戶家庭自愿放棄二孩指標,選擇只生育一個女孩,以前村民們都“盼兒子”,而現在大家都“怕兒子”。何以至此?作者分析:青年夫婦不想因為撫養孩子,而影響自己的生活品質;撫養子女的經濟成本較高,降低了青年夫婦的生育意愿;受農村婚嫁習俗的影響,養兒子意味著沉重的置業和彩禮經濟負擔;在贍養老人上,女兒很多時候比兒子更貼心;祖先崇拜觀念日益淡薄,男丁身份屬性對家庭的象征意義也隨之下降......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舊生育觀念的瓦解,推動了新生育觀念的生成,對育齡人口的生育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思考。

只生一個女孩——東北農村家庭生育選擇的變遷

長期以來,中國家庭的生育文化偏好多生孩子、生男孩。在沒有現代避孕手段的時代,部分經濟貧困的家庭不得不選擇遺棄女嬰,甚至溺嬰,以確保有限的家庭資源由兒子享有。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限制了每戶家庭生育孩子的數量,尤其是1980年實行了一孩政策以來,很多中國家庭只有一個女孩,而沒有男孩。由于農村養老社會福利機制的缺乏,農村老年生活依然需要子女的經濟資助和日常生活的照料。在父系親屬制度下,兒子承擔了贍養老人的主要責任,養兒防老對于農村家庭尤為重要。此外,在傳統父系社會,兒子還扮演著傳宗接代的重要角色。因此,一孩生育政策出臺時,很多只有一個女孩的農村家庭(稱為“獨女戶”)為了生一個男孩,出現超生現象。80年代中期,計劃生育政策在全國多數省份進行調整,允許農村獨女戶家庭生育二孩,使這些家庭有了生男孩的機會。

然而,筆者在東北農村從事的田野調查發現,自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村獨女戶家庭自愿放棄二孩指標,選擇只生育一個女孩。此種生育文化的轉變在中國其他農村地區也有出現: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在西部和中部四縣推行二孩政策試點時,人口學家就發現很多家庭放棄生育兩個孩子的機會,選擇只生育一個孩子;人口學家在江蘇進行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研究也發現低生育文化在當地已經形成;人類學家張虹和閻云翔分別在湖北和黑龍江農村進行的田野調查發現,部分村民不僅只生育一個孩子,而且只生育一個女孩。

是什么原因導致農村家庭從過去為了生男孩而超生,到現在自愿選擇生育一個女孩?本文基于筆者在2002年到2012年期間在李家村共17個月的田野調查所收集的數據,從東北農村年輕夫婦的生活觀念、育兒實踐、長輩贍養、娶妻成本以及傳宗接代觀念幾方面的變遷來闡述獨女戶家庭生育觀念轉變背后的原因。

只生一個女孩

要理解李家村生育文化的轉變,有必要先了解李家村的經濟和生活狀況。李家村位于遼寧省,是個以種植玉米為主的多姓村,2007年村常住人口為800人。除了農業收入外,李家村村民還通過在村外打工來增加收入。與有些地區農民進城打工不同的是,李家村附近有幾家工廠——比如磚廠和食品加工廠——為村民提供了便利的就業機會;李家村附近的縣城也吸引了很多村民在工廠和服務行業打工。村里幾乎每戶家庭至少有一位成員在村外打工,非農收入已經成為家庭收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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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很多農村相同,李家村保留著父系親屬制度“從夫居”的婚居傳統。婚后女方搬到男方家,同男方父母住在一起。然而,這一傳統也正在經歷著變革。多數年輕夫婦會在婚后幾年選擇和父母分開過,單獨管理自己小家庭的收入和日常支出。他們有的和父母同住一所房子,有條件的則和父母分開住。

1980年全國開始推行一孩政策。2007年,筆者在李家村調研期間,村里和村附近的圍墻上還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宣傳標語。計劃生育工作由村長、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婦女主任負責。據當時的婦女主任回憶,一孩政策剛實行時,沒有兒子的村民強烈抗議政策的推行,有個別家庭有超生現象。1986年,多數省份農村獨女戶家庭被允許生育二孩,政策剛出臺,受到李家村獨女戶家庭的積極響應。據當時的村婦女主任回憶,那一年的二孩指標非常搶手。此后幾年,陸續有符合政策的獨女戶家庭申請二孩指標,生育了第二個孩子。

然而,自90年代開始,出現獨女戶家庭自愿放棄二孩指標、選擇只生育一個女兒的現象。筆者在李家村調查期間,這一生育選擇已經被年輕一代夫婦所接受,他們在經過幾年的考慮后,領取了獨生子女證。2010年,165對育齡李家村夫婦至少有一個孩子,包括50戶獨女戶,這其中有34對(68%)夫婦領取了獨生子女證。李家村獨女戶家庭的生育選擇并不是特殊的個案,在李家村所在的鄉,2009年共有951戶獨女戶,其中541戶(56.9%)領取了獨生子女證。對于獨女戶家庭的這一選擇,很多村民用“想開了”和“思想打通了”來表達他們的理解和認同。村婦女主任告訴我,比起以前計劃生育工作需要嚴厲監督育齡婦女,以防止超生、搶生,她現在的工作非常輕松。她用“給錢都不生了”來描述獨女戶家庭對只生一個女兒這一選擇的堅持。

活著為了享受

導致年輕一代夫婦從多子家庭到只要一個孩子的生育觀念的轉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年輕夫婦的生活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越來越看重物質消費和享受生活,用很多年輕人的話說,就是 “活著為了享受”。

李家村這些選擇只生育一個女兒的夫婦多出生于60年代中到80年代中,他們成長的過程經歷了農業從合作化到土地承包制度、市場經濟的幾番變革。合作化時代,農民收入微薄,日常生活消費品數量有限,用村民的話來說“那時每家都很窮”。80年代初,隨著土地承包制度的推廣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村民通過務農和從事非農工作增加了收入。同時,消費品種類日益繁多,迎來了消費時代的到來。受消費主義觀念影響,攀比風在李家村年輕人中悄然興起,跟得上消費時尚成為年輕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標志。比如筆者在李家村調查期間,電動自行車取代了傳統非電動自行車,成為村民們崇尚的消費品。選擇購買非電動自行車的村民會被認為“太土”,跟不上時尚。

為了追趕消費時尚,不被村民嘲笑,年輕一代的消費者在村外打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費品的購買力。筆者在李家村調查期間,所有的年輕男性都從事非農工作,已婚女性生了孩子以后的幾年會留在家里照看孩子,當孩子開始上幼兒園,或者如果公婆可以照看孩子,很多女性也選擇在村外打工。

除了對物質消費的追求,年輕夫婦們也看重享受生活閑暇。不在村外打工的年輕女性,有的把孩子送去幼兒園,或者等到孩子去上學后,在一起打麻將。在村外打工的年輕人,有的下了班,吃過晚飯后聚集,也加入到打麻將的人群中。

追求物質生活消費和享受生活閑暇的生活觀念對李家村年輕夫婦們的生育觀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隨著日常消費支出的增長,撫養孩子的費用也在提高,生育二孩意味著家庭生活消費水平必然會受到影響。此外,年輕一代村民認為,撫養孩子需要父母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會占用他們用來從事非農工作的時間,影響家庭收入和享受生活閑暇。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家庭經濟水平和生育選擇發現,美國夫婦們在決定生育孩子的數量的時候,會考慮家庭收入的增長潛力和他們理想的生活水平。 李家村的獨女戶父母在決定是否生二孩時,面臨著同樣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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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李家村的年輕女性是享受生活這一觀念的忠實信奉者。與男性不同,女性婚后須承擔家務和照料孩子的主要責任。她們中的很多人傾向于只生一個孩子,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非農工作,增加家庭收入,以實現她們新的生活理想。在傳統父權和夫權制度下,生兒子是年輕女性在夫家確立地位的重要途徑。但今天年輕一代的女性通過參與非農工作對家庭經濟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而且農村婚姻市場上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年輕女性在婚姻市場上更為稀缺,這兩點使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得到顯著提升,因而不再需要通過生男孩來確定自己在夫家的地位。因此當她們在生育選擇上有更大的決策權時,很多女性在只生一個女孩這一選擇中起了主導作用。

育兒成本的增長

在消費義的影響主下,撫養孩子的日常生活成本持續增長。此外,新一代的父母們對孩子受教育的機會普遍更為重視,但教育費用又不斷增長。這兩個因素都使得年輕父母們寧愿把有限的家庭資源投入到一個孩子身上。

日常消費支出的增長體現在飯食、零食以及衣服和玩具的花銷上。以午飯和零食為例,比起父母準備的飯菜,學齡的孩子們更喜歡購買品種多樣的盒飯作為午飯。為此,父母們要額外支付孩子的午飯費用。此外,飲料、雪糕等零食成了孩子們生活的必需品。孩子們放學后,會從校外賣零食的小商販,或者村里的雜貨鋪購買零食。這些新的花銷為年輕一代父母增加了育兒成本。在消費主義影響下,年輕父母們互相攀比,為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消費品,以證明他們扮演好了父母的角色。此外,很多孩子已經養成了自己的消費喜好,常常在購買食品和衣服等日常消費品時起到重要的決策作用。這些日益增長的育兒成本往往讓年輕父母們覺得吃不消。

育兒成本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教育支出。李家村父母對子女教育非常看重,他們希望孩子可以在城里找到穩定工作,擺脫在農田辛苦勞作的命運。而對于多數農村家庭的孩子來說,實現這一理想的唯一途徑是考上大學。90年代末的大學擴招使更多的學生有了上大學的機會,然而伴隨擴招而來的高額學費,也給農村學生的父母們帶來了更大的經濟負擔。

李家村年輕父母們對孩子教育的投入從孩子上幼兒園開始,他們傾向于多花一點錢,把孩子送到縣城里的幼兒園,因為他們認為縣城的幼兒園比村里的幼兒園師資好、設施完善。小學和初中階段,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到補習班,期望孩子在升學考試中更有競爭力。孩子考上高中后,父母在教育上的支出會大幅增加,因為縣里的兩所高中距離李家村有一段距離,村里的高中生們需要在學校住宿。有的家長為了支持孩子更好地準備高考,不惜花錢臨時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如果孩子順利考上大學,大學的費用更是一筆很大的花銷。為了支付孩子上大學的費用,夫妻二人除了農業收入外,都必須從事非農工作,以提高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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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多數李家村父母對子女日常消費的支出和教育的投入并不存在性別歧視。老一代的重男輕女觀念中把有限的家庭資源和受教育的機會留給兒子的行為,經常受到年輕一代父母的批評。有女兒的父母們會在女兒生活、就醫和教育方面傾盡全力。尤其是在對女兒教育的投入上,即使是那些既有兒子也有女兒的父母們也很少會僅支持兒子接受高等教育而剝奪女兒上學的機會。獨女戶的父母更是把有限的家庭資源全部傾注在女兒身上,期盼著他們的女兒可以通過上大學改變命運。

養兒不一定防老

獨女戶家庭生育觀念轉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男孩偏好的減弱,其中養兒防老觀念的淡化是重要因素之一。長期以來,兒子在家庭養老中起到了不可替代作用,這是因為農村缺乏城市里的養老社會福利機制,農民年邁停止務農后需要依靠子女經濟上的幫助來支付用于維持日常生活和醫療的費用,而傳統父系親屬制度下,女兒婚后從夫居,要協助丈夫承擔照料公婆的責任,而兒子婚后繼續住在家里,和兒媳一起贍養父母。

但是在李家村,這種依靠兒子養老的觀念已經開始轉變。越來越多的老人傾向于不與兒子兒媳同住,并且在經濟上爭取獨立。李家村村民通常60多歲甚至70多歲才停止務農,而且由于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部分曾經依靠人畜力的農活可以由機械代替,依然依靠人工的農活也可以雇傭村民幫忙。有的老年人把土地承包出去,2006年夫婦二人承包出土地的年租金收入平均為1110元,這筆錢可以支付日常所需的米、面和食用油的費用。這樣,李家村的老年人就可以繼續保持農業收入。

李家村老年人不僅經濟上爭取不依靠子女,在日常生活照料上也盡力延遲對子女照料的依賴。當老年人身體健康每況愈下,生活上需要照料時,通常由老伴來照料。當夫婦二人都需要照料的時候,他們通常和兒子同住,由兒子兒媳照料,村民把這種養老安排稱為“歸給兒子”。他們的田地由兒子一家耕種,兒子負責父母經濟和生活上的供給,父母去世后,房產由兒子繼承。

李家村正在經歷著代際互惠傳統的轉變和孝道的衰落。上面提到的養老安排看似簡單,可在現實生活中,父母與子女在養老安排上的溝通常常令老年父母們失望和沮喪。尤其在多子女家庭,子女們很難對父母養老責任的分擔達到意見統一。有的子女認為父母沒有對所有的孩子一碗水端平,對有的子女偏心,因此拒絕履行贍養義務。有的與兒子兒媳同住的老人表達了對兒子兒媳照料的不滿,他們尤其對兒子兒媳對自己的不尊重感到傷心,有的老人甚至說子女“不打不罵就是孝”。

相比較兒子兒媳贍養老人的不如人意,老年人對女兒在日常生活和情感上的關心尤感貼心。有的老人用“女兒是爹媽的貼心小棉襖”這句俗語來表達與女兒建立的親密情感聯系。很多已出嫁的女兒經常回李家村看望父母,幫父母做家務,和父母聊天,有經濟能力的女兒還會資助父母。女兒對父母養老的角色轉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年輕女性婚后家庭地位的提高,她們婚后從事非農工作,其收入成為家庭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她們在為自己父母盡孝這件事上更有決策權。兒子和女兒在家庭養老中角色的變化對年輕夫婦的生育選擇產生了很大影響。很多獨女戶夫婦說:“兒子不孝,有兒子也沒用”。同時,這些父母把有限的家庭資源投入到女兒身上,支持女兒的教育,和女兒建立親密的關系,并希望在他們有養老需求的時候,能借女兒一臂之力。

給兒子娶媳婦的經濟成本

男孩偏好觀念削弱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兒子婚姻成本的急劇增長。對李家村村民來說,結婚生子是不可或缺的人生經歷。李家村村民認為20歲出頭是男性結婚的最佳年齡,女性還要提前幾歲。過了婚齡的未婚男人會被村民們稱為“光棍”,在村里地位低下。

農村在婚嫁儀式上有男方付彩禮、女方付嫁妝的傳統。然而這兩者的成本卻是天壤之別。在李家村,父母給女兒的嫁妝叫做“陪送”,可以是現金或家電,陪送的具體價錢由父母根據家庭經濟狀況決定。2004年到2006年期間,有女兒結婚的父母告訴我,他們給女兒的陪送價錢在5000元到1萬元不等。

比起陪送,男方家庭需要付給女方的彩禮則貴重得多。李家村的男方家庭在婚禮中的經濟負擔主要是現金(當地稱“干折”)和婚房,其中現金從70、80年代的300多元,到90年代漲到4000多元,到了21世紀初則變為2.2萬多元。婚房可以是新建的或者重新翻修的,它也成為男方父母們的另一個經濟負擔。除了現金和婚房,男方父母還要為女方購買三件黃金飾品,稱作“三金”,為新婚夫婦購買一輛摩托車和幾件家用電器,還要支付婚禮和訂婚宴席的費用。

筆者在李家村調研的2006年、2007年這兩年,男方父母為婚禮支出的全部費用需要10萬元左右。對于多數李家村家庭來說,這筆巨額數目需要大概十年辛勞工作才支付得起。但由于在農村婚姻市場上適齡男性多于女性,年輕女性在婚姻市場中占據了主動權。如果女方對男方準備的彩禮不滿意就會拒絕訂婚,男方父母只能滿足女方的要求——因為如果訂婚失敗,兒子的下一個女朋友很可能會提出同樣的要求。因此,為了給兒子娶媳婦,李家村的父母們都要背上債務。

為了緩解彩禮的經濟壓力,為兒子婚禮的準備在孩子十幾歲時就要開始。首先是準備好婚房,房子過于破舊的家庭會蓋好新房,預留出兒子將來結婚后居住的房間。房間只做簡單的裝修,婚禮之前再按照當時的風格完成裝修。房子準備好后,父母要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把為蓋房子而背的債務還清,并盡力積攢一些積蓄,為兒子的婚禮做準備。這些巨額花銷使兒子的角色從原來養老的保障變成父母的經濟負擔,從而推動了獨女戶家庭只生一個女孩的選擇。這些年輕人正是婚禮費用急劇增長的親歷者,他們認為婚禮的花銷還會持續增長。有的年輕村民告訴我說,因為為兒子娶媳婦的經濟負擔,以前村民們都“盼兒子”,而現在大家都“怕兒子”。

走出祖先的陰影

在傳統的父系親屬制度下,兒子扮演著傳宗接代的角色,只有男性繼承人可以參與祖先祭祀,確保逝去的家人在陰間有足夠的供奉。有兒子是一個家庭身份的象征,沒有兒子的家庭會被人瞧不起,被稱為“絕后”或者“斷子絕孫”。人類學家許烺光把傳統家庭的這種祖先崇拜和傳宗接代的信仰稱做生活在“祖先的陰影”下。

老一代村民回憶,李家村曾經流傳一句俗語“炕上得有拉屎的,墳上得有燒紙的”,生動地表達了有兒子作為繼承人,上墳燒紙來祭祀祖先的重要性。此外,供奉祖先牌位是傳統社會祖先崇拜活動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在李家村,祖先牌位被寫在一張紙上,掛在屋內醒目的位置,并在下面擺上簡單的祭祀用品。老一代村民說,60年代以前,每家都會供奉祖先牌位。因此,沒有兒子的家庭想方設法通過過繼親戚家的一個男孩,來確保祖先牌位得以延續,祭祖活動有人完成。

這種根植于父系親屬制度的祖先崇拜信仰在今天的村民中已經有了很大轉變。很多人對祖先崇拜的信仰產生懷疑,不相信人死后有來生。祖先崇拜信仰的動搖并沒有影響李家村上墳燒紙習俗的延續,但村民上墳燒紙背后的動因卻有了很大的轉變。很多村民說,上墳燒紙是為了做給其他村民們看,因為不上墳會被別人斥為不孝,所以他們索性“隨大流”。而至于供奉祖先牌位這一傳統,年輕一代的村民除了一位40出頭的村民外,已經沒人延續了。

除了祖先崇拜信仰的減弱,有兒子也已不再是身份的象征。在當下的李家村,家庭的經濟實力成為最重要的身份象征。首先,經濟條件好的人家對消費品的購買力強,跟得上消費時尚。其次,這樣的人家更有能力支持孩子教育,幫助孩子通過上大學擺脫農民的身份,也更有能力支付兒子婚禮的費用。而且,有錢的人家更容易擴大社交圈,因為大家都愿意結交經濟條件好的人家,以備有需要時可以向他們借錢。

筆者在李家村調研期間,“絕后”和“斷子絕孫”這些曾經用來嘲諷沒有兒子的人家的字眼已經很少有人說了。相反,對于經濟條件不好的人家選擇生育二孩,村民反而會嘲笑他們沒有能力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長環境,認為他們是不明智、不負責任的父母。

結 語

本文所呈現的新一代農村家庭生育選擇的變遷,意味著長期以來對農村家庭“越生越窮,越窮越生”和“重男輕女”的刻板印象需要被重新認識。很多年輕農村夫婦選擇只生育一個孩子,甚至只生一個女兒,并全力支持女兒的成長。

2015年末,執行了35年的一孩政策宣告結束,取而代之以全面二孩政策。然而,李家村獨女戶家庭的生育選擇告訴我們,當今天的年輕一代夫婦更愿意享受生活、不愿為育兒所累,當育兒成本增加,當贍養父母的觀念發生轉變,當女性在婚姻中地位提高、在生育選擇上更有決策權時,只要一個孩子還會是很多中國家庭的生育選擇。

生育 / 女兒 / 兒子 / 生育選擇 / 育兒成本 / 生活質量 / 養兒防老 / 娶媳婦 / 傳宗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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