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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你了解中國古代“帝王權術”的奧秘(上)

2019年10月13日來源:文城觀點 作者: 提供人:renshen76......

——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七十八

導言:什么是“帝王權術”呢?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其帝王專制制度也隨之發展得很成熟,而帝王治國理政的謀略和手段也很發達。所謂的“帝王權術”便是古代帝王治國理政的管理謀略的一部分,是帝王的攬權馭臣的計謀和手段。“帝王權術”稱呼不少,比如簡稱為“帝王術”,或稱為“君人南面之術”,或稱“帝王權謀”,或稱“君王馭臣之術”等等。

“帝王權術”有兩個基本特點,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利用皇權至上的專制管理機制,掌控至上權力,對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進行駕馭和掌控,驅使他們去為皇權專制體制服務;其二是在管理過程中,巧妙用“術”,這“術”主要是指一種政治權力的運用方法和技巧,而且常是“內暗外明”的,表面上用的是“陽謀”,而背地里耍的卻是“陰謀”,即明用“仁道”,暗用“心術”。具體說,一方面,帝王冠冕堂皇地以道義、仁政、德治等實施其政治管理;而另一方面,帝王卻用種種見不得光的陰謀和毒辣的手段來掌控朝局,駕馭群臣,掌控文武官員。所以,人們常說:“君心難測”。

帶你了解中國古代“帝王權術”的奧秘(上)

秦始皇畫像

歷史文獻中,有不少關于“帝王權術”的論述,比如,在《管子》中有《心術篇》;在《呂氏春秋》中有《恃君覽》;在《淮南子》中有《主術訓》等,講的都是“帝王權術”。李世民親自撰寫了《帝范》,將“帝王權術”傳授給他的子女們;張居正為萬歷小皇帝專門編寫了關于“帝王權術”的通俗教科書——《帝鑒圖說》,等等,這都是很典型的事例。

戰國秦漢之間,有一種學說,稱為“黃老之術”,就是將道家的學說演化為“君人南面之術”,這就是一種“帝王權術”。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里總結說:“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指的就是“君人南面之術”的特點。它是一種兼收儒、墨、名、法等各家之所長,而以道家和陰陽家的學說為基礎所建立的一種統治術。后來,“君人南面之術”又演化為“黃老之術”,其實,這是道家被演繹為“帝王權術”的重要表現。

中國古代“帝王權術”之所以發展得特別成熟和精致,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的:首先,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在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更新過程中,從總趨勢看是一個鞏固皇權的過程,期間,皇權專制制度的發展雖有反復和曲折,但總的發展方向是皇權專制在不斷強化,到了明清時期,皇權專制達到頂峰狀態,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帝王謀略的發展也不斷成熟,“帝王權術”越來越變得完備和精致;其次,中國古代社會在早期演進的過程中,血緣氏族宗法關系沒有受到過強烈的沖擊,在進入“軸心時代”時,其血緣宗法傳統被延續下來,并與政治制度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倫理政治一體化的封建政治統治體制,如此一來,帝王統治謀略就需要有一套很像是符合倫理道義的政治策略,而實質上卻是服務于皇權專制統治的駕馭臣民的手段,于是,明用“道義”暗用“心術”的方式就成了歷代帝王經常使用的統治策略和方式,“帝王權術”變得非常發達;再次,由于周公“制禮作樂”的巨大影響,加上后來儒家學派的努力,造成了文化思想與政治統治高度結合,形成了很發達的“王道學說”“道統理論”和“王權主義”等,帝王的統治理論成了歷代皆比較盛行的學術論題,帝王統治學說成了經、史、子、集中的重要內容,如此一來,對“帝王權術”的研究也明里暗里成了古代學術的“顯學”之一。

中國古代有如此發達的“帝王權術”,若具體分析,便會發現其內容非常豐富,學術研究和政治人物的經驗總結等都廣泛涉及到“帝王權術”,比如,常常被看成是經典史書的《資治通鑒》,其實是司馬光編著的政治權謀書,該書總結歷史上統治經驗的成敗得失,為的是“以資皇帝借鑒”,嚴格說,《資治通鑒》是“統治者歷史經驗的總結”,書中能清晰看到編者對于“帝王權術”闡述和評論。再如,盛行與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們大講“縱橫捭闔”的謀略,他們注重劃交戰略和論辯技巧,其實,縱橫家們是在為君王提供“帝王權術”,輔佐君王統治和管理好國家,使他們所輔佐的國家強大起來,并力圖吞并其他弱國,當列國君王采納了縱橫家們提供的“帝王權術”的內容,縱橫家們也得到了權與利方面的回報。還有,古代有很多權謀書,比如《長短經》《鬼谷子》《素書》《權書》等,書中有很多篇幅論述的正是“帝王權術”的內容,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的各種典籍中,關于“帝王權術”的思想內容是多樣而具體的,可以從各方面進行分析,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帝王權術”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的,即由儒家學說演化而來的帝王“仁政”之術;由道家學說演化而成的“君人南面之術”;由法家學說演化而成的“法”“術”“勢”相結合的帝王統治術。

第一,帝王“仁政”之術

先秦孔子創立了儒家學說,后來,經過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發揮,儒學思想被演化為“儒家帝王術”,即帝王的“仁政”之術。

這“儒家帝王術”其明里的目的是推行“仁政”,所強調的是統治者要“內圣”而“外王”,強調“修齊治平”,推崇以德治國,強調帝王首先要讓自己修養成仁義之君,并以身作則,推行其仁義之道,以仁德布于天下,以帝王的賢明來影響政局,以推行仁德來造就國泰民安。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中將儒者與道家作比較時說:“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這雖然是從道家角度在批評儒家,但卻指出了“儒家帝王術”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其實,這只是儒家關于政治管理的一種愿景,是仁政的理想,而實質上,只是“儒家帝王術”所表現出來的“陽謀”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卻是大有“陰謀”的,帝王們明里講的是仁道、德治,而背地里用的計謀和手段是不顧仁義的,是非常毒辣的,為了達到其維護皇權專制的目的,是不擇手段的。明里一套,暗里又是另一套,這是“儒家帝王術”的一個基本特征。

帶你了解中國古代“帝王權術”的奧秘(上)

董仲舒畫像

當然,“儒家帝王術”還可以從幾個重要方面去理解:首先,儒家學說的一個基本的理論特征便是主張“仁義”,把政治管理看成是依照“仁義”來施政的,把倫理與政治統一起來,以倫理來服務于政治。所以,歷代帝王幾乎都喜歡講“王道”,把“以德為政”視為是其統治的基本方式,把儒家學說延伸為“德政學說”,構造了一整套“仁政”治國方略。孔子的“仁學”變成了帝王們以德治國的理論依據,變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很管用的道德工具。

其次,儒家“家國同構”的政治倫理一體化理念,使帝王有了將宗法關系納入政治統治的基本依據,于是,對于帝王來說,整個國也就是他的家,“家天下”理念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了,即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片國土被認為屬于帝王家的。比如,宋王朝,被稱為“趙家天下”,國是皇帝的家。與此相應,家也就是國,政治倫理結構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一個家族猶如一個“國家”,在一個家族里,族權大于政權,族長的權力非常大,家族成員都必須絕對服從于族長,家庭成員必須服從于家長,而家族、家庭也成了維護皇權專制的重要社會單位,家規、族規成了鞏固皇權的倫理政治規則,皇權利用族權來鞏固其專制統治,宗法體制對于維護政治專制體制的穩固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帝王們玩轉著十分有效的“德治”統治術。

再次,儒家利用其道德理論,輔助甚至代替法規成了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比如,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就是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強調的是君、父、夫的絕對主導作用;而“五常”即將“仁、義、理、智、信”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準則,所強調的是“愛之仁,正之義,君之禮,哲思智,情同信”。在“三鋼”的關系中,“父為子綱”是基礎,其所訴求的目的是孝敬,是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即“盡孝”;而“君為臣綱”是最重要目的,所訴求的是“忠”,即對君主的絕對忠誠,這就是通常說的“盡忠”,正像朱熹所說的“君待臣以禮,臣待君以忠”;而“夫為妻綱”是規范家庭人倫的基礎,其訴求的是“節”,如朱熹所說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守節”成了規范古代女子道德繩索。其實,這“三綱五常”其實是極為厲害的統治手段,是帝王以道德規則為手段,推行專制統治的重要方式,說的是尊“德性”道德規范,行的卻是強化專制之實。所謂的“德政”,說白了其實就是讓“德”為“政”服務,將倫理綱常用來維護皇權統治。顯然,當所有的人真的都遵循“三綱五常”,那么,皇帝的統治也就太輕松了,臣民們都成了順從統治的“小綿羊”,在帝王看來就是“政通人和”了,這正是古代封建社會統治者所青睞的“仁政”的社會政治理想狀態,也是“仁政之術”所要達到的效果。

此外,儒家提出“內仁外禮”的倫理道德學說,即:內心的“仁”如果修養好了,被認為能“隨心所欲不逾矩”,讓行為都能符合“禮”,于是,眾人皆有“德性”,皆能有“德行”。問題在于,歷朝歷代的帝王,絕大多數不是自己內修仁德,外遵禮儀的,他們是把“仁”和“禮”這一“內”一“外”道德原則用來規范和教育臣民的,他們的目的是讓臣民們都能在心理和行為循規蹈矩,能順從統治秩序,而帝王們自己玩的是權術,用的是陰謀和心術。“內仁”“外禮”是對臣民的要求和約束,是帝王用來維護皇權專制的手段。

最后,儒家學說中,也重視一些哲學方法,比如在處事方面講“中庸之道”,強調“執兩用中”等;在對待矛盾方面強調“和為貴”等,而這些方法論,后來被改造為帝王權謀中的“仁術”。比如,“中庸之道”演繹成折中處事,注重雙方互利,強調處事手段不過激,不走極端,講究處事得當。而“和為貴”的原則,變成了在政治斗爭中注意不激化,不欺人太甚,不把對手逼死等方法。可惜的是,帝王講“和為貴”,常常只是表面文章或暫時策略,等到有足夠實力置對方于死地時,帝王的“和善”的臉具便扯下來了,必然是將政治對手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其實,在古代,歷代帝王的“仁政”“德政”大都是表面文章,所謂的“以德感人”,以仁愛之心動人,不以武力相向,不以強凌弱等,說的似乎是以仁義治國,而這大都是假的,帝王們很善于玩弄虛假仁義的手段。有一種事例很能說明問題,帝王在接受謀士們的建議,往往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當帝王身邊的謀士們提出了種種“陰謀”時,帝王們常常當眾訓斥其不仁不義,可是,在背后卻很高興地按照謀士們的“陰謀”去辦,這就是所謂的“陽斥陰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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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劇照

例如,清代的雍正皇帝就是非常典型的善于“陽斥陰納”的帝王。胤禛登基之前,有一位謀士叫戴鐸,向他提出了種種競爭儲君地位的“對策”,被稱為是“上十啟”。 胤禛聽到了戴鐸的建議之后,義正詞嚴訓斥戴鐸說的是“歪點子”,很不符合道義,但是,當戴鐸走后,胤禛卻背地里對戴鐸的計策認真琢磨,悄悄地采納了。戴鐸提出的“對策”有四點很重要:一是勸說胤禛要更親近康熙皇帝,并與其他皇子搞好關系;二是勸說胤禛要和臣僚、下屬搞好關系,以便積累人脈資源,逐步擴展自己的勢力;三是勸說胤禛不要摻和朝中的是非,不要計較小利,要大處著眼;四是勸說胤禛要多獎勵有才干的人,積極收攏優秀人才,為未來培養嫡系班底。雍正聽了戴鐸的建議,知道這幾條是奪嫡的妙招,內心喜出望外,但他表面上卻不露聲色,并假惺惺地對戴鐸表示,建議雖好,但對他毫無用處,他若有繼位的想法,也定不會依此行事的,他還表示根本就不在乎皇位,命令戴鐸以后別再胡亂言語。其實,雍親王暗地里正是依照戴鐸的計策行事的。這就是典型的“陽斥陰納”的帝王權術。

第二,“君人南面之術 ”

老子的《道德經》與《莊子》不同,老子有權謀思想,而莊子更具有藝術家的氣質,老子的學說吸取了不少兵家的思想,是有謀略的。在《道德經》中,能看到不少關于“帝王權術”的言論。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這就是后來所謂的“君人南面之術”的由來。班固講的是道家,而實際上老子確實有帝王的權謀思想。為何叫“南面之術”呢?有一種解釋說,古代宮殿面南而建,君臣相見之時君王南面而坐,而臣子則北面而立,因而有“南面稱君,北面稱臣”之說。“君人南面之術”指的就是“帝王權術”。

帶你了解中國古代“帝王權術”的奧秘(上)

老子畫像

此外,自戰國到西漢初,在帝王權謀方面,流行著所謂的“黃老之術”,即把傳說中的黃帝和先秦時的老子作其該權謀之術的創始人,其實這這是假托黃帝和老子之名,所推崇的理論是一種改造了的“道家”思想,被稱為漢朝“新道家”,這一學派以道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兼收法家、陰陽家和儒家的一些思想,在理論實質上,是把道家學說推演至政治權謀方面,形成了“道家帝王術”。“黃老之術”在漢初的政治實踐中取得成功的應用,漢初的帝王以“黃老之術”作為治國的謀略,在社會政治方面,出現了“文景之治”,所以,后代的政治家對于“黃老之術”還是比較重視的。可是,東漢時,黃老之術逐漸與讖緯之說相結合,便演變為自然長生之道,對道教的形成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而在政治上似乎起再也沒有起到像漢初那樣的積極作用了。

其實,如果要比較全面地了解“道家帝王術”,不只是要關注“黃老之術”,還應該結合道家的理論和謀略,對所謂的“君人南面之術”做比較詳細的解讀和分析。

首先,對于道家理論可以從兩個基本的理論原則去理解:其一是“順其自然”;其二是“以柔克剛”。先說第一個原則,道家堅持以“道”為本,主張一切皆應順應天道,因而,只有順其自然才是符合道之本性的。而這一原則被引申到帝王謀略方面,便是主張政治管理要順其自然,治國理政應該堅持“無為而治”的原則,治國,管得越少越好,管得越細越糟糕。而“黃老之術”的最基本的政治策略也就是體現在“無為而治”方面。很多積極推崇“道家帝王術”的政治家們都把劉邦之后漢初的“文景之治”看成是依照“黃老之術”治國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所以,在主張“黃老之術”的政治家們認為,在政治管理上,管多不如管少,管得細不如管得粗,處處去管不如放手少管。

再說說道家的第二個原則,就是堅持以柔克剛。這也不難理解,既然要順應自然,那就不能以硬碰硬,不能逆勢而行,不能背道而馳,而是要善于借勢發揮,順勢而行,那么,順勢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以柔克剛,或是教以雌應雄,以退為進,以柔弱勝剛強等。其實這是道家學說被應用到政治謀略方面的非常厲害的政治權術。而帝王管理謀略,就是被認為要善于以柔弱的方式來應對剛強,對于強勢的政治勢力,硬碰硬顯然是不行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以柔的方式來對待,猶如“滴水石穿”,水之柔能勝石之強。所以,順勢而行,以柔克剛,這便是“道家帝王術”的重要方略。

其次,道家提倡內智修養,十分重視從虛、靜、忍、讓等方面進行自我心理養練。道家歷來主張要堅持修養心性,堅持以法天地、法自然為不二法門,注重修道、悟道和明道,認為這是踐行道學的實踐功夫。道家認為人通過修養能夠達到一種虛靜狀態,達到虛懷若谷境界。老子強調修養心性要“至虛極,守靜篤”,這就是要讓心境達到一種空明狀態,心不受外物擾動,能去私欲心虛靜,存心篤實,不求浮華,歸于素樸而順其自然,至虛至靜,豁然了悟。而道家老子的這種“虛靜”說,被推演至“帝王權術”方面,便成了帝王的一種政治智慧的修養,一種統治者的冷靜心態的培養,于是,當統治者能心胸寬廣,能冷靜處事,能清晰理政,那么,便能嫻熟自如地管理國家,所以,帝王若修養到高的境界,那么,就能像老子所說的:“治大國若烹小鮮”。

再次,道家雖堅持順其自然、無為而治的原則,但這些原則被運用于帝王謀略時,并非是指不用任何策略的,其實,從《道德經》中可以看出,老子是諳熟權謀之術的。古代史學家已經指出了老子學說能被引申為“君人南面之術”,成了“帝王權術”,所以,“無為而治”既是道家的哲學原則,也是古代政治家們所青睞的“君道”,是帝王權謀。老子講“無為而無所不為”,講“以柔克剛”,而這一思想其實就像是兵家的“詭道”,是有其以退為進的謀略智慧的。老子比莊子更狡猾的那些權謀方面內容,被歷代政治家們所重視,比如“欲擒故縱”的處事之術,就是一種智謀,《道德經》曰:“將欲翕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將欲奪之,必故與之。”這不就是“帝王權術”嗎?

最后,老子的思想中,有關于相反相成的很重要的理論,老子非常重視“物極必反”的現象,比如,老子說:“反者道之動”“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強調對立面的轉化,強調要注意事物向相反的方向發展;老子還說:“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見《道德經》) 關注完滿與殘缺、充盈與空虛、直的與彎的、靈巧與笨拙等之間的相通性和轉化的可能性,這也常常被歷代政治家們吸取而應用,成了“帝王權術”中政治危機管理術,成了成功時要警惕隱藏著失敗因素等謀略。

老子的道家思想,后來被演繹為“君人南面之術”“黃老之術”等,這并不奇怪,大史學家司馬遷曾認為:《老子》為“后世陰謀者法”,這便是指明了老子思想中有權謀之術的內容,是后世的搞陰謀的人所喜歡效法的。

當然,從基本立場來看,老子雖然也講權謀,也闡述了一些權術妙招,但老子是反對過度用智術的,他強調說:“智慧出,有大偽”,主張“絕巧去利”,可見,他對于搞陰謀還是不贊賞的,但是,在老子著作中,畢竟有論述權謀之術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后來被謀略家們、陰謀家們所發揮了,成了權謀之術。比如,老子的“奪予之道”“以柔克剛”的策略,老子的“守弱圖強,以退求進,以雌應雄”的處世哲學等,后世被納入了帝王權謀的內容,成了帝王們所青睞的政治權術,這也正是“黃老之術”曾經盛行和被推崇的原因。

帝王 / 權術 / 仁政 / 南面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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