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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中國古代主要的幾種“帝王權術”(下)

2019年10月13日來源:文城觀點 作者: 提供人:renshen76......

——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七十九

第三,法、術、勢相統一的帝王權術

在論述“帝王權術”,中國古代的儒、道、法三家很不一樣,儒家是以比較正統、比較有道德意味的方式來闡述其統治策略的;而道家則是以比較柔和、比較隱晦的方式來闡述君王權謀的,歷來講“儒道互補”,在帝王的統治權謀上也是一樣的,儒家注重在倫理與政治統一的理論基礎上闡述“德政”統治術,主張積極進取,剛健、自強不息;道家重視政治策略的順其自然和“無為而治”特征,主張以退為進,以柔弱勝剛強。一剛一柔,一進以退,儒道大不一樣。

其實,中國古代的“帝王學”的主要的理論不僅包括作為“互補”的儒、道權謀,而且還應該包括法家的統治策略。與儒家、道家相比,法家更明確更坦然地直接闡述帝王權謀。如果說儒家是站在正統立場上以道德化的方式來講“權術”,道家是以“無為”“柔弱”的隱晦方式來講“權謀”的話,那么,法家卻是以赤裸裸的方式公然講帝王的統治權謀。

在先秦各學術派別中,法家講“帝王權術”是最直接的,最不加掩飾的。法家是最具典型意義的“帝王權謀”學說。

《漢書·藝文志》之《諸子》在解釋“法家”時,明確地指出了法家的基本特點:“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這說得很明確,法家專門以刑法來治國理政的,“無教化,去仁愛”,不顧及任何親情,堅持賞罰原則。法家正好可以作為從周公“制禮作樂”到孔子講“仁義”的禮制學說和傳統的重要補充,或者成為其相互相成的治國策略。

(一)與儒家“仁政”統治理論相比,法家至少有四個基本特點:

首先,法家以“德治”為政治管理的理論核心,而法家則以法治為統治核心;儒家以維護禮制,維護倫理綱常為己任;而法家則以富國強兵為其奮斗目標。

在戰國時代,法家的目的可以說是最直接的,他們不像儒家的代表人物那樣,講“修養”,講“德性”,重視“仁義禮智信”等,他們直接闡述其政治目的,就是要為君王提供統治謀略,輔佐君王富國強兵,吞并弱國。法家不講大道理,不做任何掩飾,徹底撕下溫情脈脈的面紗,赤裸裸的宣稱是幫助君王增強統治權力,拓展疆土,建立更強大的國家。

在不加掩飾、公然闡明其政治目的的這一點上,法家與當時以蘇秦、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的觀點比較一致,但是,所不同的是,縱橫家是通過游說和伐交去達到其政治目的的,而法家則是努力通過改革,通過推行法治來達到目的的,與縱橫家相比,法家更注重從制度的根子上著手去改革,其富國強兵的策略更有實際效應。

其次,儒家更多地代表當時的貴族階層和傳統宗法力量,而法家更多地代表戰國時期的新興政治力量和平民的政治經濟利益。法家努力通過變法,廢除貴族世襲特權,使平民通過開墾荒地或者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法家所推行的法治,更多是代表著來自于平民的新統治階層的利益。法家所推行的改革政策對傳統政治力量的打擊是非常強烈的,所以,法家與守舊政治力量的斗爭也是非常慘烈的。秦國商鞅,為了推行改革和法治,被車裂了,因為商鞅的政治策略使就貴族恨得咬牙切齒。

再次,儒家講“仁義”,注重血緣親情,強調“仁者愛人”,而法家則堅持法治的執行原則的嚴厲和無情,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法家以“緣法而治”為政治口號,不分等級,不顧任何親情,以嚴酷的冷冰冰的法律原則來對待所有的人,人人皆須遵法守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家一再強調“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律是強制性原則,誰也別想僥幸繞過去,“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最后,儒家將倫理道德原則成功地納入政治統治方略之中,重視“德治”,推崇“仁政”,而法家卻是千方百計排除倫理道德原則對于法治的干擾。法家不相信“教化”的作用,不理會仁學禮儀,不靠道德學說來維護政治統治。法家把法治視為是唯一有效的統治原則,不相信“德治”能有實際效果。所以,在法家,如在商鞅看來,孔子的“仁者愛人”的親情理論是可笑的,對統治策略毫無用處。法家代表人物慎到也認為:“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在先秦各派學術倫理中,法家是最果斷最堅決地與傳統宗法關系和血緣親情割裂的政治學說。

法家政治理論的這些特點在當時具有重要的革新意義,法家的法治理論對于春秋戰國之際所進行的封建化改革,以及對于之后的秦始皇統一六國并建立中央集權專制封建國家,起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

法家成為秦王朝皇權統治的主導思想,這并非偶然,從戰國末期到秦國初期,法家從“變法”發展到“定法”,其法治建設不斷完善,特別是后來嘗試推行“政法獨制于主”的法治觀點,執著于建立統一立法權,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難能可貴的探索,雖然秦朝在秦二世繼位之后敗亡了,但在秦國所進行的法治建設,秦國推行的法治管理理論,一直是中國古代寶貴的政治管理策略。

先秦法家的一些深刻的法治觀點,至今仍具備重要的參考價值,比如,韓非子強調:“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見《韓非子·定法》)這是非常深刻的觀點;還有,商鞅在秦國推行的法治,是歷朝歷代實行改革、推行法治時必然要借鑒的寶貴政治經驗和政治理論,至今,這些理論仍是很值得深入探討的。

(二)法家的謀略理論集中體現在“法”“勢”“術”三個方面,而商鞅、慎到和申不害分別是這三方面思想的代表人物。

首先,關于“法”的思想是秦國著名政治家商鞅在秦國推行改革和法治時創立的,商鞅成為法家在“法”論方面的主要思想代表。

無論從政治改革實踐還是從法家理論貢獻看,商鞅都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商鞅是先秦法治管理謀略的一位不可忽略的重要代表。

商鞅一開始并不是在秦國效力的,最初,商鞅在魏國謀職,但并沒有能得到魏王的重用,當時,恰好秦孝公正下求賢令,商鞅便帶著他最喜歡的書《法經》到了秦國。《法經》是法家李悝編著的,是關于法治的書。商鞅到秦國應聘,被重視人才的秦孝公接納了。

說說中國古代主要的幾種“帝王權術”(下)

商鞅劇照

商鞅在被重用之后,結合《法經》及其他法家的思想,向孝公提出了以變法治國的戰略改革策略,秦孝公接受了他的建議。在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國實行兩次變法,推行了在當時具有重大革新意義的一系列變法措施:實行開阡陌封疆制度,廢除井田制度;承認土地私有,獎勵農戰,并實行凡勤于耕織而多繳粟帛者可改變原來身份的政策;對有軍功者授以爵位,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后方糧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用嚴刑重罰以杜絕犯罪等等。

商鞅提倡“法治”,堅持法制第一的觀點,強調“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積極推行革新政策。這在當時受到了秦孝公的贊賞、接受,孝公大力支持商鞅推行變法。可以說,商鞅為秦孝公所提出的變法建議,是當時最好的君王治國謀略。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后,迅速增強,成了一個強大的諸侯國,這為后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商鞅變法在秦國的成功實踐,使法家理論倍受重視,也使法家成了繼儒、道之后最重要的治國策略。變法之后秦國的強大使法家在秦以外的其他諸侯國有較大影響,這讓法家有了在政治上實踐的廣闊空間。顯然,商鞅不僅是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法家從理論走向實踐的積極實踐者和關于法治理論的主要創立者。商鞅為“帝王權謀”或者帝王的治國謀略提供了更具嚴肅性和權威性的治國原則,商鞅堅持“依法治國”。

其次,關于“勢”的理論是由慎到所創立的,慎到將“勢”作為法家的重要范疇,充分強調君王以“勢”立威的重要性。

慎到是趙國人,早先,慎到曾學“黃老之術”,后來,他轉向法家,成為法家最重要代表之一,慎到對法家謀略的貢獻在于:第一,他在稷下講學,傳播法家學說。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慎到對于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慎到留下了《慎子》四十二篇,可惜現僅存《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等篇。

說說中國古代主要的幾種“帝王權術”(下)

慎到畫像

慎到的重要觀點之一是強調“民一于君,事斷于法”。在慎到看來,百姓、百官要聽從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處理政事時必須絕對依法行事。慎到還主張立法權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級官吏必須且只能并嚴格地遵守和執行法律。慎到還將此稱為“以死守法”。他強調不能因私情而干擾法的執行,他說:“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

慎到的另一重要觀點是堅持法是最大的政治原則,是任何人都不能違背的。慎到說:“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參看《慎子·君臣》)他把法看成是國家的根本,是維系社會秩序的最重要原則。慎到認為:“為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于耳;無法之勞,不圖于功;無勞之親,不任于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同上)這即是說,政治上的是非成敗,都須用法來判斷和裁定,沒有例外。

慎到的最重要的主張,當然是主張君王要特別重視“勢”。在慎到看來,重“勢”是為了重視法律,君主只有掌握權勢,方能保證法律的有效執行。慎到把君主和權勢分別比喻為飛龍和云霧,飛龍有了云霧才能飛得高,如云霧散去,飛龍便成了地上的蚯蚓。同時,慎到認為,君王對“勢”的重視,應該優先于法、禮,“勢”是君王政治活動的前提,失去了“勢”,君王就沒有權威性,就什么也做不成。慎到還認為,權勢大小取決于“下”和“眾”支持的多少,民眾的支持是成“勢”的根本因素。他主張,君主立天下不能為一己之私利,而應該為民是義務,這一觀點從根本上反對了傳統的“君權神授”的帝王神學觀,具有進步的意義。

再次,關于“術”的觀點是由申不害提出的,申不害是在法家重,是講“權術”的高手,也是最重視君王的管理謀略的。

申不害的謀略思想以論“術”著稱。韓國滅鄭后,申不害被韓昭侯任命為丞相,他輔助韓昭侯推行一系列的法制改革,輔佐韓昭侯積極落實“法治”措施。在推行“法治”的政治實踐中,申不害富有創造性地將“術治”和“法治”統一起來,使韓國的法制政策能得到較快實行,改革的實效也比較明顯,君主專制體制得到加強,而貴族特權受到限制,民眾的生活水平也有較大的提高,政局日趨穩定。史上的政論家們對申不害評價比較高:“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關于申不害的“術”論,有幾點是必須注意的:

其一,申不害所說的“術”,不是與“法”并列的“術”,而是在執行“法”的前提下所使用的“術”。如果說“法”是君王用來鞏固專制統治體制的治國的基本政治原則的話,那么,“術”卻是推行“法”的基本原則的方法和手段,“法”是不能妥協的原則,“術”是可以靈活改變的方法。

其二,申不害強調于“法”之下用“術”。“術”是君主的專有的統治方略,它隱藏于君主心中,是駕馭臣下的秘訣,而“法”是公開的,是君臣皆要遵守的。申不害主張君王要“操殺生之柄”,即君主要掌握生殺大權,占據政權中的獨裁地位,而臣下要絕對服從于君主,即“尊君卑臣”。君主要獨斷專行,才能有效的防止大權旁落的狀況出現。

其三,申不害強調“陽術”與“陰術”并用。其“陽術”之一是“課群臣之能”,即對群臣進行監督、考查和防范。申不害認為:“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故可以為天下主。”對臣下一目了然,才是聰明的統治。其“陽術”之二是公開要求臣下忠于職守、嚴守法令,嚴防臣下篡權奪位。其“陰術”之一則是,設一些耳目,讓君王能及時了解、掌握臣下的行動狀況;其“陰術”之二是以巧妙的方法來欺瞞臣下,讓君王不為臣下所了解,這為的是保持君王的神秘性,達到“君心難測”的效果。

此外,申不害強調“明法”和“正名”的重要性。他主張:“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秤輕重。”申不害還提出了“正名責實”的說法,所謂“正名”,在申不害看來是指名分等級要嚴明,不能混亂;而所有“責實”就是責任要明確。申不害的“名”是與法的等值概念,是為人君制定的工具,而他講的“實”也就是君主給臣下規定的責任和職權,是臣下必須遵從的規范。

申不害推崇君王用“術”,對于矯正早期法家管理謀略在執法中的僵化和生硬是有一定的意義的,申不害重視講究統治策略和方法,但是,申不害在權術時卻走向另一個極端,即讓君王暗中偵察大臣,以及欺瞞臣下,這表現了君王對大臣的不信任,這其實很容易讓大臣的君王有逆反心理。總的來看,申不害是法家代表人物中,最明確也是最用心地為君王建議使用“帝王權術”的謀略家,因為,在法家中,他是以論“術”著稱的,是以講權術而聞名的。

(三)韓非子把法家的權謀理論系統化,他成了法家政治權謀理論的集大成者。

韓非原為韓國公子,早年時,韓非曾師從于荀子,增加接受過儒家的思想,可是,后來韓非的思想卻與儒家的基本思想分道揚鑣了。韓非接受了荀子思想中與孟子等的“心性論”不一樣的“外王”學說,最后,韓非接受了法家思想,并成了法家的重要代表,他把法家謀略思想推向了系統化的理論高度,韓非的權謀理論,是法家權謀思想的最杰出的結果。

曾是儒家培養出來的理論家韓非,最后卻把儒家理論作為其激烈的批判對象,在韓非看來,詩書禮樂或許會將人培養成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有德性的人,但是,這是并非是好事,而且對人的本性扭曲和傷害。

韓非說:“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說疑》)韓非繼承了荀子的“性本惡”思想,主張“性本貪”之說。在韓非看來,認為人之本性,“惡勞而好逸”,儒家重修養,是對人性的欺瞞,是對人之本性的掩飾,是蒙騙大眾。

韓非不僅繼承了荀子“外王”學說的一些觀點,而且,韓非還繼承了《老子》的思想,特別是老子權謀學說的一些方面。韓非著有《解老》《喻老》,受老子影響是明顯的。馬王堆帛書有“道生法”的說法,認為法家來源于道家,這說對了,老子“人君南面之術”對韓非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法家的帝王權謀,不少觀點就是來自老子的權謀論。

戰國末期,韓非集秦國、晉國法家思想之大成,他把商鞅的“法”學、慎到的“勢”論,以及申不害的“術”說三種理論,成功地糅合為一體,創造了法家系統的理論學說,其實,也是把法家的管理謀略推到了法家理論的高峰。

韓非法家管理謀略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句簡要的話來概括:“以法制民,以勢立威,以術馭臣,法制為治國之根本。”這是法家帝王權謀最深刻的概括,也是法家最系統的管理理論。

當然,韓非的以法治國理論有一個理論前提,那就是維護“君道”,把法治看成是維護君王統治秩序的,所以,嚴格說,韓非的法治管理謀略,其實質仍然是屬于帝王權謀的理論范疇。當然,為了法治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韓非有時也會要求君王也必須守法,堅持“法度”至上,而這方面的觀點是非常可貴的。

在關于“法”的理論方面,韓非積極吸引了慎到的觀點,比如,慎到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慎子·君人》)又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慎子·逸文》)。韓非非常重視慎到的說法,把“任法而弗躬”和“事斷于法”的觀點發揚光大,堅持“法度”為上,認為君王須以“法”為治國的第一準則。韓非還強調法治應公平公正,反對君主“舍法而以身治”(《慎子·君人》),并強調“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這是對法治徹底性的堅持,是古代“君道”管理理論上少有的亮點。韓非的這一觀點,超出了“帝王權術”的理論范疇,所堅持的是“法治”的比較徹底的觀念和原則。

在管理謀略上,韓非對老子思想的吸取是值得重視的,韓非認為,君王該無為而治,“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巳。故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慎子·民雜》)。韓非反對君王事無巨細處處親自管理,這種愚蠢的“有為”管理是非常錯誤的,君王應該放手讓大臣們去管理,堅持“無為而治”,才是“治之正道”。

說說中國古代主要的幾種“帝王權術”(下)

韓非畫像

韓非在論“君道”時,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值得關注,這即是關于變革與弒君的標準問題。戰國時期,禮壞樂崩,改革活動頻繁,韓非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誰才能判定變革的正當性?”

韓非在《忠孝》篇中尖銳地指出:“田氏奪呂氏于齊,戴氏奪子氏于宋。此皆賢智也,豈愚且不肖乎?” 在韓非子看來,在田氏奪權時期,當時具體歷史條件需要先恢復和重建政治秩序,只有運用法治的手段,堅持信賞必罰,堅持循名責實,才能打擊奸佞,維護君權的穩固性,所以,田、戴奪權,皆乃“賢智”,并不能以“叛逆之舉”來簡單進行否定。

韓非堅持以法治來評判新興政治代表的革新之舉,這是對儒家“德政”思想的尖銳挑戰,這種觀點代表了先秦法家的堅持改革的進步思想。

韓非還結合“變革”論,強調“應時”史觀和“通權”理念。在韓非看來,變革是社會歷史演變進程的必然需要,“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面對歷史演變,只有務實“應時”才是順應改革的明智之舉。治世不能務虛,而當務實,任何政治策略的實施都會有利有弊,關鍵在于,治國者應當在萬變局勢中權衡利弊得失,然后再作出睿智的抉擇,這才是“賢智”的治國者的正確之舉。

韓非強調:“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韓非子·八說》只有善于權衡利弊,并能果敢行動,才是治國者的聰明之舉。

當然,在儒家看來,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只是執著于用法來衡量一切,不仁不義,無情無義,背人倫,缺德性,是非常殘酷的,是執法方面的偏激狂。歷史上,法家的嚴酷確實是令人膽寒的,但是,法家堅持法治,堅持以“法治”為第一管理原則,堅持依法治國,這一管理原則是完全正確的,在這方面,法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治國的理論貢獻。當然,法家終究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在法家看來,富國、強國與富民、強民很難統一的,法家以強國為根本目的,所以,在主張盡量擴大國家權利時,是認可縮小民眾的利益的,這種“強國弱民”的策略是錯誤的。其實,民不強,何來國強?秦國的失敗,也正是因為推行法治,只顧著強國,沒有注意富民、強民所導致的結果。

法家為統治者制定了一整套的“法治”和“術治”管理策略,是古代“帝王權術”中很有代表性的理論之一,但是,在鞏固皇權專制時,法家忘記或者不愿意顧及民眾的生存和生活問題,這是極大的失誤。當政治權謀把民眾忽略了,民眾也就不需要統治者了,民為重,君為輕!當政治家們忘記了“使民富強”的基本道理,所經營的政治制度必亡。就像秦國,執著于堅持法制的法家杰出人物,也沒有法子避免秦國的衰敗。睿智的政治家該清楚:富民是富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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