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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析李唐王朝由強盛轉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2019年10月13日來源:文城觀點 作者: 提供人:renshen76......

——談古論今話管理之八十

【《長安十二時辰》收官了,唐長安繁榮的景象以及其所潛伏的危機;唐王朝表面上依然強盛,但內里已經轉向衰落,這引起了關于唐王朝由盛轉衰原因的關注,確實,唐王朝失敗的歷史教訓值得倍加關注。本文擬深入探討這一課題,供讀者朋友共賞!】

大唐王朝是繼隋朝之后中國的又一個大一統的中原王朝,強盛的唐王朝(618年—907年)歷時二百八十九年,共有二十二任皇帝主政,是一個疆域遼闊的王朝,在唐朝的極盛時期,其疆域東起日本海、南據安南、西抵咸海、北逾貝加爾湖。唐朝有李世民時期的貞觀盛世,有唐高宗時期的永徽之治,后來,到了唐玄宗時期,其開元盛世使唐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達到了唐朝盛世的頂峰,當時,唐王朝成了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

可惜,唐王朝達到盛世的頂峰之后,便開始走下坡路,唐玄宗在其統治的前期,勵精圖治,勤于政事,重用姚崇、宋璟等賢相,奮發圖強,開創了唐王朝耀眼的盛世。但是,在其統治的后期,寵愛楊玉環,沉溺于享樂;寵信奸臣李林甫、楊國忠等;對安祿山等塞外民族的悍將授權過大,導致了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從此,唐王朝由盛轉衰,步入了衰敗之路。后來,盡管也有唐憲宗的元和中興,促使唐王朝重新步入正軌,但時間不長,唐王朝便日益腐爛,逐漸敗落了。

詳析李唐王朝由強盛轉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上)

李世民畫像

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極為強盛的王朝之一,曾是中國古代王朝的楷模,自李淵建立唐朝起到朱溫篡唐后唐朝滅亡,前后共延續了近三百年,唐王朝有過極大的輝煌時代,在最強盛時,其國力堪稱當時天下第一。可是,在開元盛世之后,卻突然轉向衰落,最后在朱溫的篡權下徹底衰亡了,是為什么呢?如此強盛的大唐帝國是如何走向衰亡的?大唐帝國走向其衰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這是一個史學家和政治家們都感興趣的重要歷史話題。

說起來,唐初的開國君王李淵、李世民是幸運的,他們接過了隋朝留下了比較豐富的資源,如經濟積累,治國經驗等,開國之初,唐朝的發展是比較順利的,李世民治國得心應手,唐初君臣合力同心,勵精圖治,順利地開創了貞觀之治。

可是,唐朝初期治國的順利也讓唐王朝統治者產生了很大的自信,致使他們沒有能意識到所隱藏著的危機,比如,在內,李世民“玄武門之變”的政治陰影一直在發生影響,其陰冷的氣氛一直籠罩著后世唐王室的政治舞臺,宮斗從來也沒有停止過,這也成了后期唐王朝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在后面再詳述。在外,李世民以安撫為主的對待塞外民族的政策,雖然有其和睦、調和的重要作用,但卻隱藏著變亂潛在危機,一旦遇到中央政府政治軍事力量減弱,便容易產生叛亂,下面再仔細分析。

所以,唐朝建國之初太順利了,因而,忽略了對危機的警惕,后來,在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唐王朝進入了過渡期,雖他們沒有能保持貞觀時期的強盛,但也基本上維護住唐王朝強國的基本態勢,從邊防看,拓邊之舉不弱;從朝局運行來看,政治也算清明,武則天作為過渡性的帝王,其政治表現還是比較出色的。再后來,唐玄宗既把唐王朝的盛世推向高峰,但是,他卻又使唐王朝由盛世轉向衰落,而這種轉折的發生,雖然有他個人的原因,但實質上,唐王朝走向衰敗是多種危機因素并發造成的,導致了大唐王朝走向了衰亡的原因不止一個。

第一,薄弱的農耕經濟在亂局中受到巨大沖擊,走向大衰退,致使唐王朝失去了穩定的經濟基礎。

唐朝初期,由于從隋朝繼承了比較富足的經濟資產,而且,唐朝統治者勵精圖治,在管理上比較注重發展農業,政治上的清明,社會上的安定,使得農業生產得到了大發展,糧食豐富了,支出無憂,軍資有保證,國力變強,盛世也就來了。

后來,唐玄宗登基之后,重用姚崇、宋璟等賢相,在政治上,精簡統治機構,裁減閑置官員,罷免了武則天以來的多余官員,同時,限制了進士科及第的人數,著力提高官員的素質,使管理效率得到提高,同時也減少了政府機構的財政支出。

詳析李唐王朝由強盛轉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上)

唐玄宗與楊貴妃劇照

在經濟上,鼓勵開辟荒地,增加土地面積;大修水利工程,在各地大建屯田;而農耕技術提高,比如水稻廣泛采用育秧移植技術,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使糧食增收,全國的糧倉充實,物價十分廉宜;財政也變得豐裕。而且,手工藝和商業也得到了較快發展,茶葉、絲綢、陶瓷等成為重要的商品,城市商業發展很快,當時,世界著名大都市排在前列的幾乎都在中國,比如長安、洛陽、揚州、成都等。

唐長安城內,坊、市十分發達,城內有東西14條大街,南北11條大街,把全城分割成大小不等的里坊,而朱雀大街成為全城的中軸線和主干道,以此為界分成了東、西兩個城區,分別設有東市和西市。而這東西兩市是唐長安都城的經濟活動中心,也是當時全國工商業貿易中心,而且還是中外各國進行經濟交流活動的重要場所,東、西市里商賈云集,邸店林立,物品豐富,貿易非常繁榮。

而外郭城中列置諸坊,作為都城百萬人口住宅的分布區,據說,開元時期,唐長安城有109坊,各大坊內基本上都開辟東西南北十字街,十字街的寬度均為15米,被十字街隔開的4區,又各有十字巷,把全坊分為16個小區。其十字巷的寬度一般達2米多。這表明當時唐長安的都市生活和商業都十分發達。

但是,唐王朝這樣的盛世在走到了頂峰之后,開始走下坡路,開元末期,唐玄宗改變了原來的勤政風格,轉向追求享樂。而進入天寶年間,朝政愈加腐敗,唐玄宗沈溺于享樂,寵幸楊貴妃,重用佞臣,朝政管理大為松懈,朝中腐敗成風,原本興盛的經濟生產也開始受到影響。

首先,“安史之亂”爆發后,原本就比較脆弱的農耕經濟,經不起大折騰,開始衰敗。對農業生產管理混亂了,稅賦增加了;而老百姓被卷入了戰爭,再也無法安心進行農業生產;還有,戰亂四起,對農耕的莊稼,對老百姓的資產都產生了巨大的破壞作用,因此,原本脆薄的經濟繁榮局面一遇到沖擊,便轉向了大衰退。

其次,“安史之亂”爆發后,地方割據勢力乘機崛起,這不但攤薄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而且,還需用財力物力來安撫地方豪強,國庫幾乎被掏空,何況,“安史之亂”后不久,唐朝境內還曾經出現過很大的饑荒,對經濟的打擊非常大。

再次,“安史之亂”后邊疆不穩,邊疆一些小部落乘唐朝弱勢之機,入境掠奪,比如,吐蕃人便攻占了河西走廊以及隴右等地區。在戰亂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唐朝中央政府對于西部的管理越來越弱化,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控制權,這大大影響了財政上的收入。

最后,西部的戰亂,特別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掌控能力的弱化,使得西部動蕩難以安穩下來,經濟發展受到了沖擊,此時,唐朝的經濟中心隨即向南移,而南方的經濟要承擔絕大部分的稅賦,老百姓的付稅大大加重。如此一來,西部遭受亂局,南部承擔重賦,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混亂局面,薄弱的農耕經濟自然經不起折騰,轉向大衰退,使大唐王朝失去了穩固的經濟基礎,王朝的衰敗也就難免了。

第二,唐初,府兵制對提升國家武裝力量有重大作用,可是,在唐中期之后,府兵制因戰事頻繁而負擔過重,且由于均田制的崩潰,便失去支撐的經濟條件,府兵制變得名存實亡,這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對軍事力量的掌控,從軍事上導致了唐王朝的敗落。

唐初的府兵制發展得很好,促進了唐王朝軍事力量的強大,貞觀時期的強大軍事力量正是依據這個府兵制來支撐著的,唐王朝之所以能不斷地拓展邊疆,讓周邊國家臣服,也是靠這個府兵制來提升軍事力量的。

詳析李唐王朝由強盛轉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上)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府兵制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兵制之一,其顯著特點是兵農合一,府兵平時是耕種土地的農民,他們農忙使耕作土地,農閑時進行軍事訓練;而戰時,府兵就是軍隊成員,編入軍隊打戰。府兵的選拔和管理專門由折沖府負責。折沖府是貞觀十年(636年)由統軍府改變而來的,折沖府的統軍為折沖都尉,別將為左右果毅都尉。折沖府分布與全國各地,可根據需要置廢,但全國府數增減不恒,較多時為六百三十三府。折沖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所屬的兵士通稱衛士。

折沖府所選拔的府兵是來自于上六等的戶籍家的青壯男子。唐朝時戶口本根據經濟狀況分九等,下三等的農民是沒有資格當兵的,當時能當兵是很榮光的。只有上、中等的青壯男子,愿意當兵的,由折沖府挑選上才能去服兵役。府兵服兵役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軍餉和裝備必須自備,政府是不給糧食和武器的。當然,作為回報,政府會對服兵役的府兵免除“租庸調”(按丁交納的賦稅和徭役),他們不必向國家上交糧食、布帛,也可以免服勞役。

府兵制有它的優勢,首先,由于府兵都來自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而裝備和糧餉是自備的,這便使府兵們有了較強的戰斗力,因為糧食、馬匹和刀槍關系到他們在戰斗中的性命,自然是要選擇好的,合適的,所以,府兵們的鎧甲、戰馬和兵器一般都比較精良。

其次,當時的府兵是從家境富裕的良家子弟中遴選的,當兵既是自愿的,又是經過優選而來的,所以,府兵們得到了社會的尊重,有較高的榮譽感,有報效國家的使命感,士氣好,凝聚力強,戰斗力自然也是很強的。

再次,府兵依靠免稅賦來征兵,這能為唐朝政府節省龐大的軍費開支,而府兵自帶軍餉、馬匹、武器,這也減少了管理環節的財務漏洞,能實打實地把糧餉用在府兵身上,這是很有益處的。據統計,唐朝大約有600—800個折沖府,若按平均每折沖府1000人計算,那么,全國大約有近80萬府兵,至少也有60萬以上,府兵自備武器、戰馬等作戰物資,這可為政府減少了巨大的財政開支。而些費用由富人來承擔(加入府兵的是富裕家庭的男子),政府或許讓普通窮人減少交納苛捐雜稅,可見,府兵制在當時是養軍隊的好辦法。

但是,隨著唐王朝戰爭次數的增加,邊疆進攻的戰事增多了,防御戰線也延長了,如此一來,兵役也變得繁重了。原來,防戍邊疆的府兵會有一定的番休期限,農忙時可以回家耕作農田,后來,卻由于戰事繁忙,常常被強留久戍,沒有歸家的機會,漸漸的,當兵不僅失去了原本的榮光,而且因為太忙太累,很多人都不愿意服役了,甚至有兵士開始逃離軍隊。

此外,府兵的地位也變得越來越低,唐初,折沖府屬下的士兵還是比較受尊重的,作為國家軍隊的成員,有自豪感;特別是那些中央宿衛的府兵,皇帝有時還會同他們一起演宮廷騎射,受政府官員的重視,當士兵很榮耀,但是,在武則天之后,朝廷曾出現的亂局,使得府兵們常常被貴族權臣借用,成私家兵丁,這導致了府兵威信大降,人們甚至以府兵為恥。

還有,政府對府兵的重視也大不如前了,比如,之前對于府兵死難者家屬是有撫恤和褒獎的,而后來,朝中大權由佞臣掌控,府兵被權臣借用,用兵方式復雜化,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也沒有了,這讓府兵們非常失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唐高宗以后,特別是在開元末天寶初,原本支撐著唐王朝經濟繁榮的均田制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國家對土地的掌控力大大減弱,地主兼并土地,國家的荒地開發后歸私有,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越來越少,均田制先是遭到了破壞,后來便崩潰了。如此一來,作為府兵主要征發對象的均田農民,也隨著經濟條件的改變,越來越少了。

到了天寶初期,一方面是府兵逃散狀況日漸嚴重,另一方面是兵源大大減少,府兵制瓦解了,到了天寶末年,府兵制只留下了官員和虛報的兵額,其實已名存實亡。沒有兵源,唐王朝只能拿錢去雇傭外國人員當兵,所以,邊疆上幾乎都是外國兵守護的。像安祿山、史思明、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姓名是中國的,封疆大吏的官位也是唐王朝授封的,但是,他們有自己的心思,與唐王朝并沒有能一條心。“安史之亂”產生后,之所以會出現邊疆事件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府兵制已經徹底失敗了。所以,府兵制的崩潰是導致唐王朝中央軍事力量衰落的基本原因,也是導致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藩鎮節度使制度的設立,募兵制出現,藩鎮割據的形成,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實力和權威,唐王朝分化瓦解已難以避免。

對于唐朝的衰落,有一種觀點認為是從唐玄宗的后期開始的,因為唐玄宗自信心太強,喜好開疆拓土,加強了對周邊民族的攻擊,而府兵制被募兵制所取代,唐玄宗縱容安祿山等藩鎮節度使,讓他們做大做強,這造成了難以收拾的后果。

史書上說,開元中后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參看《資治通鑒·唐紀》)。邊將節度使做大做強已經很嚴重,所以,說唐玄宗后期導致了唐王朝走向衰敗,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從唐太宗到唐高宗,再到唐玄宗,唐朝的國力處于上升趨勢中,在這樣的趨勢中,中央政府的權力依然很大,權威性也很強,戍邊將領對中央政府還是順從的,不敢挑起事端,可是,邊境節度使權力的不斷增強卻已經潛伏著危機,而處于強勢中的唐朝帝王們似乎沒有能覺察到。

唐玄宗時期,冊封了十個節度使,史稱“天寶十節度”,即:安西(新疆南路)節度使;北庭節度使(新疆北路);河西(甘肅到新疆一帶)節度使;朔方(寧夏)節度使;河東(山西太原)節度使;范陽(北平到山東一帶)節度使;平盧(熱河)節度使;隴右(青海)節度使;劍南(四川)節度使以及嶺南(廣州)節度使。

這十個節度使掌管了約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人的軍隊,而到了天寶末期,在節度使中,有一些是由胡人來擔任的。

唐初,領兵戍邊的將領只負責打仗,不管政治,不染指地方經濟,可是,后來唐朝統治者重視在邊境開疆拓土,需要領兵將領長期守在邊境,而將領監管地方政務有利于調動后勤力量來支持拓邊的戰事,于是,中央政府便特別授予節度使印信,使其全權調度當地的軍政、經濟、民生等事務,節度使便有了集軍、政、財于一體的權力。說白了,節度使就成了地方的“土皇帝”。

節度使領兵打戰,有軍事權力;而且能自己征兵、練兵,能擴大和增強軍隊力量,這是很可怕的。此外,節度使不僅能向中央政府索求劃撥銀兩,用于治軍,而且還有獨立的征收稅賦的權力,這便有了財政方面的權力;最后,節度使能獨立任命當地的官員,這便有了人事任命權,壯大官員隊伍也成了其分內之事。

節度使制度加上了募兵制,使得唐朝的邊境軍隊的戰斗力迅速增強,當時,唐朝一個藩鎮的軍事力量可以壓制一個甚至幾個敵國部落,因為節度使擁有軍、政、財等方面的大權,有利于匯聚各種力量于戰斗中,戰斗力自然就加強了。這是大唐王朝邊疆軍事力量強大的重要表現,也是唐王朝鼎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這一節度使制度卻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因為節度使擁有所轄之鎮的全部軍政人事和財務大權,他們所招募的軍隊是忠于自己的軍隊,所選拔精銳稱為“牙兵”,成了節度使的“親兵”,他們只忠于節度使,不屬于朝廷管制,而其實力卻比唐朝中央軍更強。

開元末期,藩鎮的力量不斷強大,而有的節度使竟然同時管轄幾個藩鎮,比如,安祿山是范陽、平盧和河東三鎮的節度使,其實力堪比半個唐朝的軍事力量,甚至比中央軍的實力強,如此一來,安祿山等悍將會沒有反叛之心嗎?

詳析李唐王朝由強盛轉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上)

安祿山劇照

在開元前期,唐王朝中央政府還比較強勢,而進入開元后期,唐玄宗沈溺于娛樂,寵愛楊貴妃,朝中大權先是由李林甫,后來是由楊國忠等佞臣把持,同時,朝中黨爭不斷,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量大大減弱,而府兵制的崩潰讓中央政府軍事力量大大減弱,加上朝廷神策軍等由宦官掌控,節度使的膽子就大了,安祿山等發動了“安史之亂”,自此,各地藩鎮持強而攬權,中央政府的掌控力量被大大削弱,藩鎮割據正式形成,唐朝皇帝再也無法改變藩鎮割據的狀態,再也無法回到開元之前的皇帝強勢專權的時代了。

而且,分化還在繼續,離心力越來越強,“安史之亂”一出現,便戰亂頻發,直接導致唐王朝人口銳減,經濟遭到巨大破壞,藩鎮割據的趨勢已無可逆轉。而安祿山、史思明的惡劣行為,成了藩鎮強勢的諸侯和將領們的“壞榜樣”,各地獨掌權力的地方豪強,開始嘗試著不聽中央的指揮,擁兵自立,以謀取自己的私利,藩鎮的攬權者各自為政了。

到了天寶之后,藩鎮的狀況發生了明顯變化,之前,是藩鎮的主官與所屬的將領密切配合,共同應付或對抗中央,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而在后來,在藩鎮本身也產生了離心力,藩鎮的主官也失去了對掌兵將領的控制,甚至還受到了掌兵將領的掣肘,淪為維護悍將驕兵利益的代理人,有時,藩鎮主官不順掌兵將領之意,便會遭誅殺。

比如,唐末西川的藩鎮主官高駢便是被作亂的藩鎮突將攻入府宅,高駢許予突將官職及利益,突將才歸降,最后高駢找機會殺了突將。高駢算是機智的,保住了命,而在當時,悍將驅逐藩鎮主官的事屢屢發生,主官被殺并不罕見。

中晚唐時期,藩鎮的悍將驕兵作亂已成了經常發生的動亂事件,各地的動亂事件已經難以遏制,唐王朝處于動亂的漩渦之中,藩鎮主官攬權挑戰和反抗中央政府,而藩鎮的悍將驕兵又挑戰藩鎮主官,唐王朝衰敗已經不可逆轉,只是,在復雜的博弈與制衡中,中央政權暫時處于勉強的穩態之中,而后來黃巢起兵打破了暫時的平衡,唐王朝便土崩瓦解了。當時藩鎮已處于亂局之中,曾經是強勢的河朔三鎮也日益衰落,中央政權弱化,藩鎮力量也因內部爭權而變弱,新的軍閥朱溫、李克等便乘機消滅在河北河南地區的“河朔”藩鎮力量,滅了唐王朝,為五代十國各政權的出現劈開了一條路。

第四,朝中佞臣專權,加上朋黨之爭不斷,使中央政府的掌控能力和權威性被大大削弱,而朝中的亂局使藩鎮節度使有了可乘之機,向朝廷要權,乘機壯大勢力,造成唐王朝逐步衰落。

唐玄宗后期,賢良的宰相都退出政壇,唐玄宗重用李林甫為相,而李林甫任相達十九年之久,他當政期間,乘唐玄宗沈溺于娛樂而怠政之機,攬權擅政,掌控了朝中大部分權力,朝中的軍政大事及人事財政等,大都被李林甫控制著。

詳析李唐王朝由強盛轉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上)

《長安十二時辰》中“右相”劇照

李林甫在處理政事時,不是以國家利益為重,而是以個人利益為重;不是以處理好政務為目的,而是在處理政務時極力為自己撈取錢財;不是盡量避免政策推行的失誤,而是竭力維護自己在朝中的政治地位。

前期,李林甫為了鞏固自己在朝中的政治地位,與安祿山狼狽為奸,他竭力支持安祿山等藩鎮勢力的做大,因為李林甫擔心唐玄宗會任命邊境漢將為宰相,奪取他的相權,所以,他著力推薦胡人擔任邊境將領,他知道胡人沒有條件做宰相,不會威脅到他的相權。開元、天寶時期朝廷任命了一大批胡人任邊關重鎮的統兵將領,這與李林甫在朝中的支持和推動是分不開的,否則,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哥舒翰等,不可能同時掌控邊境重鎮的大權。

李林甫還利用他手中的權力,打擊異己,培植親信,如張九齡、嚴挺之等賢臣就是被李林甫排擠出朝廷的;而李適之、楊慎矜等,作為李林甫的政敵,皆被李林甫迫害致死。在李林甫任相的后期,掌控了朝中大部分權力,唐玄宗沈溺于享樂之中,完全被李林甫所蒙蔽,幾乎是被架空了。

更可怕的是,李林甫還陰毒地為未來布局,他利用手中的權力,指揮朝中的勢力,插手立儲之事,他與武惠妃勾結,籌謀讓惠妃之子壽王李瑁取代李瑛為太子,將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陷害致死。后來,李亨繼位為太子之后,李林甫又多次陷害他,并陷害和處死了太子身邊的不少大臣。

李林甫干預皇室,陷害忠臣,培植親信,貪贓枉法,重用胡將,乘唐玄宗“漸肆奢欲,怠于政事”之機,攬奪朝中大權,養成了天下之亂,他是導致大唐王朝衰落的佞臣之一。

后來,另一佞臣楊國忠取代了李林甫,當上了宰相,朝中的大局不但沒有變好,反而更糟。楊國忠是楊貴妃的族兄,屬皇親國戚,楊國忠借助于得寵的楊貴妃的庇護而飛黃騰達,升任宰相,封衛國公。楊國忠在朝中最多時曾身兼四十多個職務。在他任相期間,專權誤國,敗壞朝綱,最突出的禍國舉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窮兇極奢,聚斂錢財。楊國忠在理政方面是個笨角,但在斂財方面卻是一個能人,為了斂財,他不擇手段,不懼任何人;其二是竭力與藩鎮悍將爭權奪利,特別是與安祿山形成了激烈的矛盾。楊國忠妒忌安祿山受寵,害怕安祿山權力增大而阻止他斂財,于是,他設計陷害安祿山,這逼迫了本來就有二心的安祿山造反,導致安祿山、史思明等以“誅國忠、清君側”為名,發動了“安史之亂”。佞臣攬權,造成唐王朝的腐敗,激化各種矛盾,對唐王朝走向衰落富有重大責任。

此外,“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出現的“黨朋之爭”也是導致唐朝走向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從唐憲宗時期開始,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以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產生了激烈的爭斗,爭斗一直持續到唐玄宗時期才算結束,持續時間近40年。牛、李兩派朝中大臣相互傾軋,互相攻擊,相互掣肘,從朝廷波及到地方,從掌權的核心參透到政權的基層,其爭斗之激烈,演變到最后,連皇帝都無法制止。

“李黨”代表著世家大族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而“牛黨”大多數是科舉出身的官員,他們代表著庶族地主和科舉官員的利益,這是一場門閥士族與寒門士族之間的激烈較量。這一場較量發展到最后,不僅是兩敗俱傷,而且可以說是“三敗俱傷”。

“牛黨”元氣大傷、茍延殘喘,再也沒有力量繼續爭斗,他們敗了;而“李黨”則被貶謫為地方官,也一樣屬于失敗;而皇室作為“第三方”,實際上更是元氣大傷,從表面看,是牛、李兩黨代表著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權力斗爭,而實質上,斗爭造成了巨大的內耗,導致朝中矛盾的尖銳化,加深了朝中的政治危機,同時,因為朝中大臣的矛盾,互相詆毀,互相削弱,使藩鎮節度使和朝中宦官的力量得以快速做大,這加速了逐漸腐朽的唐王朝走向衰亡。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一個盛世王朝的衰敗,往往不是一個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多重的原因并發而起作用的,唐王朝之所以從唐玄宗后期,即開元末天寶初開始出現由盛轉衰的現象,不是一個原因,而是系統因素在起作用,上面,筆者分析了起主要作用的四個重要因素,即農耕經濟遇大亂而發生大衰退,府兵制崩潰削弱來唐王朝的中央軍事力量,藩鎮節度使的做大對唐王朝中央政權產生了威脅,佞臣攬權和朋黨之爭導致中央控制能力的大大削弱等,這是研究大唐王朝走向衰落必須重視的幾個重要原因,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歷史教訓。

在文章的下篇,將繼續分析唐王朝走向衰敗的另外一幾個因素,比如宦官專權亂政,外戚后宮干政,皇帝年少誤國,以及科舉取才機制變質等等,這也都是導致唐王朝衰落的原因,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引起讀者朋友們交流討論的興趣。

唐朝 / 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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